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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个现金网比较好用,真刀真枪地进行改革,是包括我在内的大多数人的希望。

——吴敬琏

文章作者:刘胜军

1.经济模式才是冲突本质所在

中美贸易战延宕至今,有一点结论应该是清晰的:贸易问题(关税、行业开放、逆差)只是中美冲突的表面理由,深层次原因则是经济模式的差异。美国希望遏制中国的崛起,而经济模式差异提供了借口。

这一点,在美国官员的发言中已表露无遗。在 7 月 26 日的世贸组织总理事会年内第三次会议上,美国常驻世贸组织大使谢伊对中国经济模式进行指责:

• 世贸组织全体成员面临的最关键问题之一是中国未能完全遵守开放的、以市场为导向的政策,该政策是世贸组织建立的基础。

• 尽管中国一再将自己描述为自由贸易和全球贸易体系的坚定捍卫者,但实际上中国是世界上最具有保护主义和重商主义的经济体。与成员的期待相反,自 2001 年加入世贸组织以来,中国并没有朝向全面执行以市场为导向的政策和做法。事实恰恰相反,国家在中国经济中的作用不断增强。我们关注中国的经济模式,该模式已被证明特别具有贸易破坏性。

• 政府通过政府所有制、控制关键经济实体以及政府指令等方式,继续对资源分配进行直接和间接的控制。结果,生产资料并未根据市场原则进行有效分配或定价,包括土地、劳动力、能源和资本。

• 与 2001 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时一样,国企继续在中国经济中发挥着巨大作用。此外,政府几十年来通过任命核心管理人员和优先提供土地、能源和资本以及其他重要投入品等手段来控制这些企业。

• 中国的体制还把法律作为国家工具,用以促进政府实现产业政策目标,并确保取得突出的经济成果。这种体制使得企业很难全面、持续地独立于产业政策行事。

• 中国的主要企业也证实了当前中国经济从根本上具有非市场属性。科技公司阿里巴巴曾表示,“中国大部分生产性资产仍属政府所有”,“中国政府通过实施产业政策继续在规范行业发展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中国政府还通过分配资源对中国的经济增长实施明显控制”。

• 中国正在实施“十三五”规划,这一规划本身就是计划经济的标志。而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以来,五年规划的作用越来越重要,而不是相反。

• 中国正在寻求在各类先进技术领域获取国内市场主导权乃至全球领导地位。为了实现这一总体目标,中国发布了大量产业政策,包括“中国制造 2025 ”产业规划。

• 中国的产业政策设置了大量扭曲市场的补贴,并对有关国内产业提供其他形式的财政支持。这时常导致出现严重和持续的产能过剩。正如我们在钢铁、铝和太阳能领域看到的那样,过剩产能不仅通过中国的直接出口损害了全球经济,而且还由于全球价格下降和供应过剩,使得最具竞争力的生产商也难以保持活力。

归结起来,美方认为中国的经济模式并非“真正的市场经济”,突出问题表现在过多的政府干预和控制、国企、五年规划、产业政策。

2.四年前中国已宣誓

“让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

其实,美方提出的这些问题,在 2013 年十八届三中全会之前已经在中国国内充分讨论并形成共识,这些共识集中体现在三中全会《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定》,这一“历史性决议”提出 60 项 336 条改革,包括:

• 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

• 国家保证各种所有制经济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开公平公正参与市场竞争。

• 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以管资本为主加强国有资产监管。

• 进一步破除各种形式的行政垄断。

• 坚持权利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废除对非公有制经济各种形式的不合理规定,消除各种隐性壁垒。

• 实行统一的市场准入制度,在制定负面清单基础上,各类市场主体可依法平等进入清单之外领域。

• 凡是能由市场形成价格的都交给市场,政府不进行不当干预。

• 允许具备条件的民间资本依法发起设立中小型银行等金融机构。

• 推进股票发行注册制改革。

• 完善人民币汇率市场化形成机制,加快推进利率市场化。

• 加强知识产权运用和保护,探索建立知识产权法院。

• 进一步简政放权,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最大限度减少中央政府对微观事务的管理,市场机制能有效调节的经济活动,一律取消审批。

• 推动公办事业单位与主管部门理顺关系和去行政化,创造条件,逐步取消学校、科研院所、医院等单位的行政级别。

• 清理、整合、规范专项转移支付项目,逐步取消竞争性领域专项和地方资金配套。

• 推进金融、教育、文化、医疗等服务业领域有序开放。

• 健全人大讨论、决定重大事项制度,各级政府重大决策出台前向本级人大报告。

• 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法律的特权,一切违反宪法法律的行为都必须予以追究。普遍建立法律顾问制度。完善规范性文件、重大决策合法性审查机制。

• 改革司法管理体制,推动省以下地方法院、检察院人财物统一管理,探索建立与行政区划适当分离的司法管辖制度。

• 坚持用制度管权管事管人,让人民监督权力,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是把权力关进制度笼子的根本之策。

不仅如此,中国还宣布“改革在 2020 年之前取得决定性成果”。

2013 年三中全会《决定》公布之初,赢得全球一片点赞,国内民众更是热泪盈眶。

美国著名智库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尼古拉斯.拉迪的话颇具代表性:

十八届三中全会制定的改革计划,可以打 100 分,相关改革实施将对中国长期经济发展带来非常积极的效应。

三中全会改革力度之大、范围之广,超乎市场预期,社会各界喜大普奔。

3.关键在落实

制订一个理想的改革方案固然来之不易,但付诸实施则是要比这艰难100 倍的问题。

回顾 2013 年至今的改革实践,进展堪忧:自贸区改革、国企改革、 IPO 注册制、财税改革、简政放权、依法治国等关键领域,并未出现社会所期待的突破。

▲外高桥( 600648 )股价折射自贸区进展

在年初的“中国经济 50 人论坛 2018年年会”上,年近九旬的吴敬琏忍不住直言:

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提出了 336 项改革,现在过了四年多,要检查一下,到底做了哪些工作,哪些东西需要改进,哪些地方原来执行不力,有很多实际的事情需要去做,而不是喊口号。中央提出的是高屋建瓴的,但是不能落到实处就变成一纸空谈。我们一条条的去看,这个体制为什么改变不了?

不仅改革落实难,一些领域甚至出现了令人费解的逆转。美国驻 WTO 大使指称:

自加入世贸组织以来,中国反复强调其正推进经济改革。不幸的是,中国所用的“改革”一词与奉行市场导向原则国家所推行的改革不同。对中国来说,经济改革意味着完善政府的经济管理,加强国有部门特别是国企。只要中国继续走这条路,其对世贸组织的影响一定是负面的。

笔者认为,美国把中国市场化改革遭遇的“暂时的曲折”放大为“改革方向问题”,是不公允的。

但趋势的确令人揪心。事实表明,最近几年新一轮“国进民退”已经出现:

• 从存量信贷看,2016 年国企占据 54% 的企业贷款份额、民企占比 34%。但是国企只创造 25% 的 GDP。

• 从增量信贷看,2016 年国企占据 78% 的新增企业贷款,而民企只占新增贷款的 17% 。

• 从平均融资规模来看,国企从 2015 年的 7.15 亿元上升到 2017年的 22.54 亿元,民营企业却从5.99 亿元下降到 4.6 亿元。

• 中国制造业投资占总投资的比例从 33% 降至 2017 年的 30% ;而以地方政府和国企为主导的基建投资占比却从 13 年的 21% 升至 27% 。

• 更重要的是,“国进民退”并非因为国企更有竞争力:从净资产收益率看,2017 年国有工业企业为 9.9%;而民营工业企业为 19.6%,远高于国企。从资产负债率来看,2017 年末国有工业企业为 60.4% ,而民营企业仅为 51.6% 。谁更有竞争力,一目了然。

4.“市场化改革”不是为了美国

而是为了中国自身

十八届三中全会之所以提出“让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唯一的理由是为了确保经济的效率和可持续性。

在 2013 年之前,各界有识之士对于如何改革已经进行了极为充分的讨论,并形成了三中全会的改革共识。对此,我们完全没有必要浪费时间再重新讨论和论证。

中国进入 21 世纪以来的第一个十年,犹如狄更斯那句名言所指:

这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一方面,在“入世”效应推动下,中国经济年均增速超过 10% ,是改革开放以来增长最快的十年,GDP 跃居世界第二、外汇储备世界第一,创造了“中国奇迹”;但另一方面,这十年也是环境污染失控、腐败失控、改革停滞、法治生态恶化、贫富差距迅速拉大的十年,经济社会矛盾逼近临界点。

从外部看,2008 年的次贷危机宣告了“中国生产-美国消费”的“中美国”模式( ChinAmerica )结束,使得中国经济转型的问题变得难以回避。中国最初采取了激进的“四万亿刺激”(实际投资刺激规模远超四万亿),但刺激效应只是昙花一现。

可见,十八届三中全会召开之际,中国内外压力不期而至。压力越大,改革需求越是迫切。正是在这样的压力之下,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令人激赏的全面改革方案。

5.改革怎么了?

市场上流传的段子非常精准地描绘了改革博弈的现状:

• 上层踩油门,中层放空档,下层踩刹车。

改革进展不及预期,既令人意外也不令人意外。早在 2013 年三中全会甫一闭幕的万众期待的激情时刻,全国人大常委吴晓灵就提醒说:

《决定》令人振奋。但每次落实时总会遇到折扣。我们需要党内问责制。现在部门利益挡住了很多改革措施的落实。

从逻辑上分解,改革进展不如预期,无非以下几种可能:

• 改革进度并非线性的,目前仍处于蓄势过程,磨刀不误砍柴工,完全有可能在接下来的几年加快速度;

• 改革缺乏诚意:由于此次改革涉及极其庞大的利益格局,堪称政府的自我革命,当局究竟有无壮士断腕的勇气和决心?

• 改革缺乏足够的压力:压力是改革最好的动力。朱镕基时代的改革动力即源于当年国企普遍亏损、银行技术性破产、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巨大压力;

• 改革者尚未找到有效办法来突破改革阻力。

在 90 年代改革中扮演重要角色的原体改办副主任李剑阁在说:

一个最重要的经验是,改革从来都是被逼出来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纲领性文件。这个改革文件写得非常好,可以说面面俱到。但是,我们回过来看这两年改革进程不尽如人意。到底是时机未到,还是面对的困难压力还没足够大呢?

笔者倾向于认为,中国领导层具有改革的决心和诚意,但需要更为有效的办法来化解改革阻力。

6.直面改革阻力

直面问题是化解问题的前提。从目前局面来看,改革存在以下重大阻力。

❶ 思想观念:

邓小平说的简洁而深刻:

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

对于中国这样一个从计划经济与苏联模式脱胎的国家而言,意识形态阻力在改革中如影随形。这在国企改革、司法改革、教育改革等领域体现尤为明显。

吴敬琏指出:

十八次三中全会改革执行上存在很多阻力:虽然邓小平的思想受到许多人拥护,但苏联式的制度和意识形态不但对我们这一代人有影响,恐怕对下面几代人仍有很强影响。虽然现在物质利益比起意识形态更重要,但既得利益者打着意识形态的旗号来灌输他们那套。

改革老将李剑阁警告说:

有些人“用虚无缥渺的、遥不可及的、过时的、陈旧的政治口号和概念”,去干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党的基本路线,“煽动一些不健康、不理性的社会情绪来阻碍或者反对改革。更有甚者,有人甚至要把中国拉回到计划经济,甚至还有人要在中国再搞一次文化大革命。当前最大的危险在于不改革,更大的危险在于改革往后退。邓小平曾多次果断、严厉地制止了将意识形态的争论引进经济领域。今天,我们也应该对否定市场化改革方向的言论旗帜鲜明地说“不””。

从中国改革的历史经验看,改革的力度往往取决于思想解放的高度。没有胡耀邦推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大讨论,就难以冲破“两个凡是”的思想禁锢,就不会有 1978 年的改革开放国策的确立;没有皇甫平《解放日报》系列社论、小平南巡,就难以突破计划经济的思想禁锢,就不会有 1993 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今天,中国改革要取得突破,依然需要在国企垄断、政企分开、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司法独立等一系列重大问题上开展思想解放。

▲“皇甫平”系列文章为 92 南巡做了思想解放预热

❷  官员缺乏激励兼容的动力机制:

旨在“让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的改革,意味着官员权力减少、制约增多,显然是不符合官员的个体利益的。因此,从个体理性角度出发,官员肯定没有动力去配合与推动改革的。尽管他们也不敢公然反对改革,但完全可以采取怠工、模糊焦点、拖延、高级黑、制造思想混乱等方法来对抗。目前,官员对付改革的办法主要有两招:

• 不作为:以会议传达会议,以文件落实文件

• 一刀切:采取野蛮粗暴的办法落实改革,激化矛盾,然后找借口回撤,让改革不了了之

从历史上看,一旦官僚集团陷入普遍的抵制状态,改革取得进展是几乎不可能的(例如宋朝的王安石变法)。毕竟,中央的改革需要官僚集团去执行和落实,甚至改革方案的起草也要依赖官僚集团。

当年王安石变法期间,宋神宗与近臣讨论免役法的好处时说:

变更法制,士大夫们确实不高兴,然而对百姓有什么不方便的呢?

宰相文彦博毫无遮掩地说:

皇上是与士大夫们共同治理天下,不是与百姓共同治理天下。

如果不重视官员的激励机制问题,改革注定会陷入“与虎谋皮”的尴尬局面。

❸  维稳压力成为改革阻力:

对于任何政府而言,都会本能地关注经济与社会的稳定,特别是大规模失业、金融危机等底线问题。

因此改革者始终要面对维稳与改革、长痛与短痛的张力。例如,从市场化改革角度看,理应打破刚性兑付、淘汰僵尸企业和过剩产能,但具体到每个地方政府可能都会做出相反的选择。

同样,对于社会稳定的忧虑,也会成为土地、户籍等改革的重大阻力。楼继伟在 2015 年 4 月曾指出:

除了推进改革外,还要处理好两大难题。第一个难题就是去杠杆化,不能再积累,但是又不能经济失速。另一个难题是社会稳定与改革力度之间,改革的进度和改革力度之间也要平衡。

❹  民粹主义与民族主义思潮:

李剑阁指出:

导致不改革或者改革往回走的最大威胁主要有两个,一个是民族主义抬头,另一个是民粹主义抬头。

言下之意是,一旦被“两民主义”挟持,改革很容易偏离正确的方向。2015 年的股灾即为典型案例。刘鹤在一篇文章中非常深刻地写道:

在面对严重危机的时候,主要国家在应对政策上总犯同样的错误。这些明显的错误在事后看起来显得可笑,但对当事人来说,实施正确的政策却困难重重。这是因为,大危机在人的一生中往往仅会遇到一次,决策者缺乏经验,又总是面临民粹主义、狭隘的民族主义和经济问题政治化这三座大山,政治家往往被短期民意绑架、被政治程序锁定和不敢突破意识形态束缚,这几乎是普遍的行为模式。

美国特朗普上台之后,民粹主义有席卷全球之势。但俄罗斯和拉美的教训告诉我们,此路是一条死路。

❺  改革方法论:

当前改革方案制订过程仍由部委主导,而作为主要利益相关者的社会公众却在这一过程中“被缺位”,这是改革方法论上的一大缺陷。中央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九次会议提出:“提高改革方案质量”。一些改革方案质量不高,绝不是专业水平的问题,而是没有办法突破利益格局。

改革的本意是要政府自我革命,因此把改革方案起草交给部委岂非与虎谋皮?当然部委可以参与,因为部委人士掌握大量的政策信息,但不能变成部委的内部操作、闭门谢客的“内部宴会”。

例如,国资委新闻中心首席专家李锦曾言:

国企改革方案从 2013 年底便开始起草,一直在修改之中,没有出台的原因很重要的是触及到各方利益,需要平衡,统筹考虑,需要征求意见,形成最大公约数。

遗憾的是却没有征求公众的意见。突破这一困局,必须让公众真正参与到改革方案的制订过程中来,才能避免改革议程被既得利益所绑架。从财政部《预算法实施条例》(征求意见稿)、国资委《国企改革指导意见》、交通运输部《 关于深化改革进一步推进出租汽车行业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征求意见稿)》、央行《非银行支付机构网络支付业务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来看,部门利益法制化倾向明显。

笔者认为,扩大社会参与才是防止部门利益法制化的根本途经。

7.改革怎么办?

针对上述改革阻力,对症下药,笔者建议从以下方面入手以求突破改革僵局:

❶  以合理补偿换取官员队伍的精简:

改革离不开官员的支持与配合。要改变官员的抵制心理,就应该正视官员合理的利益诉求。

例如,一些部门在改革后可能没有继续存在的必要,官员下岗在所难免(例如取消计划生育后的计生委、取消投资审批后的发改委)。此时对下岗的官员进行利益补偿就是合理的。假定中国改革可以产生 10 万亿的红利,为什么不能拿出 1 万亿来补偿那些受损的官员呢?这样一来,改革就具有了从零和博弈向帕雷托改进转化的可能性,改革阻力大 大减轻。

从某种程度上将,政府大幅精简人员才是简政放权的关键。80 年代邓小平百万大裁军帮助中国军队走向现代化;

90 年代朱镕基推动国企“破三铁”、大量裁减冗员,让国企起死回生;今天如果中国政府能以历史魄力和胸襟大幅裁减官员,中国才有可能走向“小政府、大社会”的健康格局,才能真正建立国家的现代治理。

❷  重用改革促进派:

改革思良将。推动改革,不仅需要理论和专业经验,更需要有理想、有历史责任感的改革派。

朱镕基 90 年代推动改革,一个重要经验就是大胆启用周小川、楼继伟、李剑阁、郭树清、吴晓灵等一批年轻的“改革促进派”。此外,建立以改革为导向的激励考核机制,将改革绩效作为官员考核的核心 KPI ,尤为关键。

2015 年 5 月,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十二次会议提出:

有的放矢开展思想政治工作,引导大家争当改革促进派。

这发出了调整用人导向的重要信号,但这仍不够,中央必须以实际行动来证明,果断提拔一批改革派、撤掉一批太平官。其中,一个关键细节是必须打破官员五年一届的考核周期,一年一考核,不换思想就换人,因为我们浪费不起五年的时间。

❸  扩大改革方案制订中的社会参与:

改革的本质是利益格局的调整。要确保改革朝着合理的方向调整利益格局,扩大改革方案制订中的社会参与至关重要。

保密不是借口。只要我们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的过程是透明的、公平的,就不存在泄密的问题。如果只有有关部门知道方案,这才是最大的信息不公 平和滋生内幕交易的土壤。有关部门不能丑媳妇怕见公婆,把方案揣着,更不能“我所了算”,霸 王 硬 上 弓,置民众的合理诉求于不顾。

除了公开征求意见外,公开的专家听证会也是重要的机制。只有公开的利益博弈,才有可能是公平的利益博弈。

❹  扩大经济下行容忍度:

中国要真正转型、提高增长质量,从投资驱动走向创新驱动、消费驱动,经济增速的放缓不可避免。如果我们坚持维持一个高增速,很多重要的改革很难推行下去。厉以宁说:

第三产业为主的发达国家,增长率 3% 就很不错了。有种观点认为中国经济应该保持在 8% 以上,而且 8% 还可以延长很多年。这是不对的。因为中国过去之所以这么高的速度是第二产业为主。如果还保持 8% 以上,只有产能过剩。如果能长期保持 5% ,那也是不错的了。

其实,经济维稳本身具有很高的社会成本,而这一点常被忽视。中金公司前总裁朱云来说:

政府不断大笔投入稳增长项目,其实是给旧经济产业找借口和出路,最终阻碍改革进程。其实很多都是资源浪费,为过剩产能兜底。如果政府担心社会问题,直接去解决民众的生活问题,可能不需要花 2 万亿。建造那么多的公路,其实并没有这么庞大需求,最终收不上费其实是亏损的。大量的投资项目以稳定 GDP 数据其实是对资源的一种浪费。实际上短期索性让过剩产能快速下降也没关系,同时把社会保障准备好,至少是一个过渡时期还能做得到的事情。

我们至今仍未彻底消化“四万亿刺激”的后遗症,绝不能两次掉进同一陷阱,中国必须尽快脱离“稳增长”桎梏。

8.企业家如何应对不确定性?

当前,中国企业家必须同时面对三重不确定性的冲击:

① 中国经济向“高质量发展”的艰难跋涉

② 第四次产业革命浪潮

③ 中美贸易战拉开了 21 世纪最大的一场大国博弈的序幕

内外不确定性交织在一起,成为企业家们必须面对的时代挑战。

• 这对企业家及公司决策层来说,意味着什么?

• 我们真的理解或者准备好迎接这场百年一遇的变局了吗?

• 大国博弈未来将如何推演?中国将如何因应美国咄咄逼人又不按常理出牌的战术?中国的贸易和经济、金融政策会出现哪些重大改变?

• 在大国博弈中,企业战略及管理如何做出合理的调适?

• 这一博弈的未来会给我们带来哪些机遇和风险?

• 企业当如何未雨绸缪以避免灾难性冲击?

• 从长期来看,中国企业如何才能掌握核心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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